她的母亲朱莉娅·杰克逊(Julia Jackson,1846–1895)于1846年出生于英属印度的加尔各答,外祖父约翰·杰克逊(John Jackson)和外祖母玛利亚·帕特尔(Maria Pattle)出身于孟加拉殖民地的两个英国世家[9]。约翰·杰克逊是乔治·杰克逊(George Jackson)和玛丽·霍华德(Mary Howard)的第三个儿子,是一名医生,曾在孟加拉医务部队(Bengal Medical Service)和东印度公司工作了25年,也是刚刚建立的加尔各答医学院的教授。在孟加拉社会的上层圈子里,约翰·杰克逊是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存在,而帕特尔家以出美女著称[10],姐妹七人嫁入了重要家族。茱莉亚·玛格丽特·卡梅隆是一位著名的摄影师,而弗吉尼亚嫁给了第三代萨默斯伯爵。他们的女儿,朱丽亚·杰克逊的表亲,是戒酒领袖亨利·萨默塞特夫人(Lady Henry Somerset)。朱莉娅两岁时随母亲移居英格兰,早年大部分时间与母亲的另一个姐妹莎拉·蒙克顿·帕特尔(Sarah Monckton Pattle)一起生活。萨拉和她的丈夫亨利·托比·普林塞普 (Henry Thoby Prinsep)在小荷兰屋(Little Holland House)举办了一个艺术和文学沙龙 ,在那里她接触了一批前拉斐尔派画家,如爱德华·伯恩-琼斯,她为他们做模特[11]。
朱莉娅是三个姐妹中最小的一个,阿黛琳·弗吉尼亚得名于她母亲的大姐阿黛琳·玛丽亚·杰克逊(Adeline Maria Jackson 1837–1881)[12]和她母亲的姑姑弗吉尼亚·帕特尔(Virginia Pattle)。由于前一年姨妈阿黛琳去世的悲剧,这家人从未使用过弗吉尼亚的名字。杰克森一家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文学和艺术熏陶的中产阶级家庭[13][14]。1867年,朱莉娅·杰克逊嫁给了一位律师赫伯特·达克沃斯(Herbert Duckworth)[15],但不到三年就守寡,带着三个婴儿。她深受打击,进入了漫长的哀悼期,放弃了信仰,转而从事护理和慈善事业。朱莉娅和赫伯特·达克沃斯有三个孩子[16]:
乔治·赫伯特·达克沃斯(1868年3月5日-1934年4月27日),高级公务员, 1904年与玛格丽特·赫伯特女士(Lady Margaret Herbert)结婚。
杰拉尔德·达克沃斯(1870年10月29日-1937年9月28日),达克沃斯出版社(Duckworth Publishing)的创始人,1921年与塞西尔·爱丽丝·斯科特·查德(Cecil Alice Scott-Chad)结婚
丧偶的朱莉娅·达克沃斯(Julia Duckworth)认识莱斯利·斯蒂芬,是通过她与米妮的姐姐安妮·伊莎贝拉·里奇(Anne Isabella Ritchie)的友谊,并对他的不可知论著作产生了兴趣。米妮去世的那天晚上,她也在场[19],随后又照顾莱斯利·斯蒂芬,并协助他搬到海德公园门她家隔壁,这样劳拉就可以和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了[20][21][22][23]。两人都沉浸在哀悼中,他们虽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和密切的通信,但他们都决定不再继续下去。据贝尔推测,他们的关系,构成了他们共同的朋友亨利·詹姆斯的《死者的祭坛》(Altar of the Dead)的背景[24][25]。莱斯利·斯蒂芬于1877年向她求婚, 但她拒绝了,但在安妮在那年晚些时候结婚时,她接受了他,他们于1878年3月26日结婚。然后,他和劳拉搬到隔壁茱莉亚的家,他们一直住在那里,直到1904年他去世。朱莉娅32岁,莱斯利46岁。[8][26]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自传体散文中,提供了她早年生活的记述,包括《回忆》(Reminiscences,1908年)[31]、《海德公园门22号》(22 Hyde Park Gate,1921年)[32]和《过去的素描》(A Sketch of the Past,1940年)[33]。这一时期的其他散文还有《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1932年)[34],最初于1932年11月28日发表在《泰晤士报》上,1950年再版,收录于《船长的死床:和其他文章》(The Captain's death bed: and other essays)中,最后,在《随笔集》(Collected Essays)第5卷中。[35] 她在小说中,也提到了她的童年。在《到灯塔去》(1927年)中[36],她对赫布里底群岛拉姆塞人(Ramsays)生活的描述,只是对康沃尔郡斯蒂芬一家和他们将要去参观的戈德雷维灯塔的一个简单的掩饰[37][24][38]。然而,在1907年至1940年间,伍尔夫对母亲和家族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段时间里,母亲这个有点疏远但又受人尊敬的形象,变得更加微妙和充实[39]。
1891年2月,伍尔夫与姐姐瓦妮莎(Vanessa)一起,开始编写“海德公园门新闻”(Hyde Park Gate News)[40] ,记录斯蒂芬家族的生活和事件,[41][30] 以流行杂志“Tit-Bits”为蓝本。最初,主要由瓦妮莎和索比写文章,但很快弗吉尼亚成为主要撰稿人,瓦妮莎担任编辑。她们的母亲第一次知道时,反应是“我觉得相当聪明。”[42]弗吉尼亚经营“海德公园门新闻”,直到1895年,也就是她母亲去世的时候。[43]次年,斯蒂芬姐妹也用摄影来补充她们的见解,斯特拉也这样做了。[44]瓦妮莎·贝尔1892年在塔兰大厦(Talland House)图书馆为她妹妹和父母拍摄的肖像,是全家最喜欢的肖像之一,在莱斯利·斯蒂芬的回忆录中,亲切地记录了这件事[45] 。1897年(“我生命中第一个真正“活着”的年份),[46]弗吉尼亚开始写第一本日记,在接下来的十二年里一直保存着,[47] 1909年她还写了一本笔记。[48]
弗吉尼亚出生于海德公园门22号,住在那里,直到1904年父亲去世。海德公园门22号位于南肯辛顿的海德公园门的东南端,这是一条狭窄的死胡同,从肯辛顿路(Kensington Road)向南延伸,就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西面,肯辛顿花园和海德公园对面[51],一家人经常在那里散步。1846年由哈默史密斯的亨利·佩恩(Henry Payne)建造,是一排面向中上层阶级的独栋联排别墅之一[52],对他们不断扩大的家庭来说,很快显得太小了。在他们结婚时,房子由一个地下室、两层楼和一个阁楼组成。1886年7月,莱斯利·斯蒂芬聘请建筑师彭福尔德(J. W. Penfold),在现有建筑的上方和后方增加额外的生活空间。大幅翻修以后,增加了一个新的顶层,有三间卧室和一间书房,将原来的阁楼改建为房间,并增加了第一间浴室。[42]伦敦调研队(Survey of London)认为这次翻修是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增建的两层,砖墙立面,灰泥饰面[52][23]。这是一栋高大而狭窄的联排别墅(townhouse),当时没有自来水。弗吉尼亚后来描述道“一栋非常高的房子,左手边靠近底部,开始是灰泥,结束是红砖;它太高了,但正如我所说,现在我们已把它卖掉—摇摇晃晃,好像一场大风会把它吹倒。[53]
莱斯利·斯蒂芬作为编辑、评论家和传记作家的杰出地位,以及他与威廉·萨克雷的联系,意味着他的孩子在充满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界影响的环境中长大。亨利·詹姆斯、乔治·亨利·刘易斯(George Henry Lewes)、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托马斯·哈代、爱德华·伯恩-琼斯, 和弗吉尼亚的名誉教父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都是这所房子的常客。朱莉娅·斯蒂芬也有着同样的人脉。她的姨妈茱莉亚·玛格丽特·卡梅隆是一位早期的先驱摄影师,也是斯蒂芬家的常客。斯蒂芬两姐妹,凡妮莎和弗吉尼亚,年龄相差近三岁。弗吉尼亚将她的姐姐封为“圣人”,比她更矜持的姐姐更倾向于展示她的聪明。弗吉尼亚对维多利亚传统强加给他们的家庭生活的不满,远超过她的姐姐。她们还争夺托比的感情[59]。后来在1917年,弗吉尼亚向邓肯·格兰特承认了她对这场竞争的矛盾心理:“事实上,作为她的妹妹,对姐姐的嫉妒,是我生命中一个隐藏的阴暗想法;为了满足这一点,我在脑海中编造出一个关于她的神话,以至于她的形象在我眼里几乎面目全非[60]。”
张贴的一则公告,大意是圣艾夫斯护理协会聘请了“一名训练有素的护士…在一个女士委员会的指导下,圣艾夫斯的疗养院免费进入,无论何种信仰均可”,而那些“旧亚麻布的礼物”应该送给塔兰德别墅和海德公园门的海恩夫人或莱斯利·斯蒂芬夫人。圣艾夫斯,每周摘要、访客名单和广告商,1893年9月2日”[64]。“无论何种信仰均可”一词呼应了她1880年在《不可知论女人》(Agnostic Women)中的格言“怜悯不论信仰”。在海德公园门和塔兰德别墅,这家人都与该国许多文学和艺术界都有交集[33]。常客包括文学人物,如亨利·詹姆斯和乔治·梅瑞狄斯[69], 还有詹姆斯·罗素·洛威尔,孩子们比在母亲的小荷兰屋(Little Holland House)接触到的知识交流要多得多。[58]。1895年5月朱莉娅·斯蒂芬去世后,这家人没有再回来[64]。
1897年7月19日,斯黛拉·达克沃斯在长期患病后去世[79],这对弗吉尼亚的自我意识,以及家庭动态造成了进一步的打击[80]。伍尔夫将母亲和斯特拉去世后的这段时间描述为“1897年至1904年——七个不快乐的岁月”,指的是“一个任意的、不小心的连枷,毫无意义地残忍地杀死了两个人,她们在正常和自然的情况下,本应该度过这些年,也许不快乐,但正常和自然” [81][76]。1902年4月,他们的父亲生病了,那年晚些时候他接受了手术,但他始终没有完全康复,于1904年2月22日去世[82]。弗吉尼亚的父亲的去世导致了进一步的崩溃[83]。后来,弗吉尼亚将这一次描述为一只“破蛹”,翅膀仍有褶皱[1]。在伍尔夫的作品中,蛹多次出现,但对于那些探索伍尔夫与悲伤之间关系的人,“破蛹”是一个隐喻[84][85]。根据1904年3月23日莱斯利·斯蒂芬向乔治·赫伯特·达克沃斯(George Herbert Duckworth)和杰拉尔德·德·莱唐·达克沃斯(Gerald de L'Etang Duckworth)的遗嘱认证,莱斯利·斯蒂芬去世时的净资产为15,715英镑6 先令 6便士[86][87]. 2005年相当于90万英镑[88]。
后来,在15岁到19岁之间,弗吉尼亚得以接受高等教育。1897年至1901年间,她在附近肯辛顿广场 13号的伦敦国王学院女子部学习了古希腊语、中级拉丁语和德语的初级和高级课程,以及欧洲大陆和英国的历史。1871年,国王学院开始提供女子教育,1885年设立了女子部。1900年,女性获准攻读学位。后来发展为伊丽莎白女王学院(Queen Elizabeth College)[101]。她师从著名学者乔治·查尔斯·温特·沃尔(George Charles Winter Warr)学习希腊语,他是国王学院的古典文学教授。[102]此外,她还接受过德语、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私人辅导。她的一位希腊语老师是克拉拉·帕特尔(Clara Pater ,1899–1900),她在国王学院任教。[103][101][104].另一位是珍妮特·凯斯(Janet Case),她参与了女权运动,弗吉尼亚后来在1937年为她撰写讣告。她的经历促成了她1925年的论文《论不懂希腊语》("On Not Knowing Greek.")。[105]她在国王学院的时光,也让她接触到了一些早期的女性高等教育改革者,除了帕特尔之外,还有女子部的主任莉莲·费思富尔(Lilian Faithfull,所谓的汽船女生(steamboat ladies)之一)。[104]她的姐姐瓦妮莎也进入了女子部(1899–1901)。尽管斯蒂芬家的女孩们不能上剑桥大学,但她们深受兄弟们在那里的经历的影响。1899年,索比进入三一学院,他结交了一批年轻人,包括克莱夫·贝尔、利顿·斯特雷奇、伦纳德·伍尔夫(后来与弗吉尼亚结婚)和萨克森·西德尼·特纳(Saxon Sydney-Turner), 他很快就在1900年的三一学院五月舞会(Trinity May Ball)上将她的好友们介绍给他的姐妹们。在1900年和1901年,斯蒂芬姐妹参加了五月舞会,[106],在那里,她们必须由当时在当时在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担任图书管理员的堂姐凯瑟琳·斯蒂芬(Katharine Stephen)陪同。纽纳姆学院从1871年起就招收了女性。[107][108]这些小伙子组成了一个读书小组,称为“午夜协会”(Midnight Society)[109][110]。
尽管弗吉尼亚表达过父亲是她最喜欢的,但她一生都深受母亲的影响,虽然母亲去世时她才满十三岁。弗吉尼亚有一句名言:“如果我们是女性,我们会通过母亲来思考” [111],在她的日记[112]、信件[113]和一些自传性文章中,反复引用母亲的形象,其中包括《回忆》(Reminiscences,1908年)、[31],《海德公园门22号》(22 Hyde Park Gate,1921年)[32]和《过去的素描》(A Sketch of the Past,1940年[33]),她经常用“我看见她了……”这句话唤起记忆。[114]她在小说中也提到了她的童年。在《到灯塔去》(1927年)中[36],艺术家丽莉·布里斯科(Lily Briscoe)试图描绘拉姆齐夫人(Mrs. Ramsay),这是一个以朱莉娅·斯蒂芬(Julia Stephen)为原型的复杂人物,反复说她“美得惊人”[115]。她对拉姆齐夫妇在赫布里底群岛的生活的描绘,只是对将要去康沃尔郡和戈德雷维灯塔的斯蒂芬斯夫妇的一个掩饰。[37][24][38].然而,1907年至1940年间,伍尔夫对母亲和家庭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段时间里,这位有点遥远但却备受尊敬的人物变得更加微妙和完整[39]。
在他们的父亲去世之前,斯蒂芬斯一家曾讨论过离开伦敦西区南肯辛顿的必要性,那里留下了悲惨回忆,以及和他们父母的联系。[142]乔治·达克沃斯35岁,杰拉尔德33岁。斯蒂芬家的孩子现在在24岁到20岁之间。弗吉尼亚22岁。瓦妮莎和阿德里安决定卖掉南肯辛顿的海德公园门22号,搬到布鲁姆斯伯里。波希米亚风格的布鲁姆斯伯里,拥有特色的绿叶广场,在地理和社会上都显得足够遥远,是一个租金便宜得多的街区。他们继承的遗产不多,对自己的财务状况也不确定。[143]此外,布鲁姆斯伯里距离瓦妮莎当时就读的斯莱德美术学院很近。杰拉尔德很高兴建立自己的单身家庭,但乔治一直扮演准父母角色,决定陪伴他们,这让他们非常失望。[143]正是在那时,第四代卡那封伯爵亨利·赫伯特的二女儿玛格丽特·赫伯特(Lady Margaret Herbert)出现,乔治向她求婚,被接受了,两人在9月结婚,于是斯蒂芬斯一家自行其是[144]。
瓦妮莎在布鲁姆斯伯里的戈登广场46号找到了一所房子,他们于11月搬了家,弗吉尼亚现在已经完全康复。1905年3月,斯蒂芬一家正是在戈登广场开始定期招待索比·斯蒂芬的知识分子朋友。这个圈子主要来自剑桥使徒,包括作家萨克森·西德尼·特纳(Saxon Sydney-Turner)、利顿·斯特雷奇和评论家克莱夫·贝尔、戴斯蒙德·麦卡锡(Desmond MacCarthy),周四晚上的“在家”("At Homes")被称为“星期四俱乐部”(Thursday Club),重建三一学院的幻象“剑桥在伦敦”("Cambridge in London")[145].[146]。这个圈子形成了作家和艺术家知识分子圈子的核心,称为布卢姆茨伯里派[109][110][147]。后来,圈子又包括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07)、邓肯·格兰特(1908)、爱德华·摩根·福斯特(1910)、罗杰·弗莱(1910年)、伦纳德·伍尔夫(1911年)和大卫·加内特(1914年)。在20世纪60年代,伦纳德·伍尔夫列出他认为是“老布卢姆斯伯里”的人如下:瓦妮莎·贝尔和克莱夫·贝尔、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伦纳德·伍尔夫、阿德里安·斯蒂芬和卡琳·斯蒂芬(Adrian and Karin Stephen)、利顿·斯特雷奇、梅纳德·凯恩斯、邓肯·格兰特、爱德华·摩根·福斯特、萨克森·西德尼·特纳、罗杰·弗莱、戴斯蒙德·麦卡锡和莫莉·麦卡锡(Desmond and Molly MacCarthy)以及后来的大卫·加内特以及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昆汀·贝尔(Quentin Bell)和安吉丽卡·贝尔(Angelica Bell)。其他人又加上奥特林·莫瑞尔(Ottoline Morrell)、多拉·卡林顿(Dora Carrington)、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和阿利克斯·斯特雷奇(Alix Strachey)。核心群体被认为是斯蒂芬斯和索比在剑桥最亲密的朋友,伦纳德·伍尔夫、克莱夫·贝尔、李顿·斯特雷奇和萨克森·西德尼·特纳。 [148][149][149][150]
伍尔夫在伦敦的最后一处住所位于梅克伦堡广场37号(1939–1940),在1940年9月伦敦大轰炸期间被毁;一个月后,他们之前在塔维斯托克广场的家也被摧毁。之后,他们把萨塞克斯作为永久的家[197]。有关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伦敦各处住所的描述和插图,参见让·莫克罗夫·威尔逊(Jean Moorcroft Wilson)的书《弗吉尼亚·伍尔夫,生活与伦敦:地方传记》(Virginia Woolf, Life and London: A Biography of Place,1987年)[21]。
1901年10月,19岁的弗吉尼亚开始将装订书籍作为一种消遣[199][200]。一段时间以来,伍尔夫夫妇一直在讨论建立一家出版社,并于1916年底开始制定计划。在发现自己没有资格进入圣布莱德印刷学院(St Bride School of Printing)后,他们于1917年3月向法灵顿路(Farringdon Road)上的求精(Excelsior)印刷供应公司寻求建议,开始购买印刷用品,不久他们就在贺加斯府的餐桌上安装了一台印刷机,贺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诞生了[200]。
他们的第一份出版物是1917年7月的“两个故事”(Two Stories),题为“第一号出版物”,由两篇短篇小说组成,分别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墙上的印记》("The Mark on the Wall")[201],和伦纳德·伍尔夫的《三个犹太人》(Three Jews)。这本书共32页,由多拉·卡林顿(Dora Carrington)设计,手工装订和缝制,并附有木刻 插图。插图取得了成功,弗吉尼亚评论说,该出版社“特别擅长印刷图片,我们看到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图片的习惯”(1917年7月13日)。过程耗时两个半月,印刷了150份[202]。接着又出版了其他短篇小说,包括《邱园》(Kew Gardens,1919年)[203],采用雕版印刷,由瓦妮莎·贝尔制作封面[166]。后来,贝尔又为文本的每一页都添加了插图作为装饰[204]。
随后,该出版社出版了弗吉尼亚的小说以及T·S·艾略特、劳伦斯·范德波斯特(Laurens van der Post)和其他人的作品[205]。出版社还委托了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包括多拉·卡林顿和瓦妮莎·贝尔。伍尔夫认为,要摆脱父权社会,女性作家需要一个“自己的房间”来发展,并经常幻想一个“局外人的社会”("Outsider's Society"),在那里,女性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创造一个虚拟的私人空间,对社会进行女权主义批判[206]。虽然伍尔夫从未创造过“局外人社会”,但是贺加斯出版社是最接近的,因为伍尔夫夫妇选择了以非传统观点出版书籍,以形成一个阅读社区[206]。最初,该出版社专注于小型实验性出版物,而大型商业出版商对此兴趣不大。直到1930年,伍尔夫经常帮助丈夫印刷贺加斯的书,因为没有钱发给员工[206]。1938年,弗吉尼亚在第三次自杀未遂后放弃了她的兴趣。1940年9月轰炸后,在战争的剩余时间里,出版社转移到莱奇沃思(Letchworth)[207]。伍尔夫夫妇都是国际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他们认为促进人民之间的理解是避免另一场世界大战的最佳方式,并非常自觉地选择出版英国读者不了解的外国作家的作品[206]。第一位出版的非英国作家是苏联人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1920年出版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回忆录》一书(Reminiscences of Leo Nikolaiovich Tolstoy),讲述了他与列夫·托尔斯泰伯爵的友谊[200]。
1920年,布卢姆茨伯里派在战后重组,更名为回忆录俱乐部(Memoir Club),顾名思义,俱乐部专注于以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的方式进行自我写作,并启发了20世纪一些更具影响力的书籍。该团体因战争而分散,由玛丽·麦卡锡(Mary ('Molly') MacCarthy)重新召集,他们被戏称为“布鲁姆斯伯里花浆果”(Bloomsberries),并根据剑桥使徒的规则运作,该组织是一个大学精英辩论协会,其中许多人曾是该会的成员。这些规则强调了坦率和开放。在提交的125本回忆录中,弗吉尼亚贡献了三本,于1976年出版,收录在自传选集《存在的瞬间》(Moments of Being)[208]中,分别是《海德公园门22号》(22 Hyde Park Gate,1921年)、(1921), 《老布卢姆斯伯里》(Old Bloomsbury,1922年)和《我是斯诺布吗?》(Am I a Snob?,1936年)[209]。
布卢姆茨伯里派的风气鼓励对性行为采取自由的态度。1922年12月14日[210],伍尔夫在与克莱夫·贝尔共进晚餐时,结识了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的妻子、作家兼园艺家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Vita Sackville-West)[166]。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她提到了与“可爱的天才贵族萨克维尔·韦斯特”的会面[211]。当时,萨克维尔·威斯特作为诗人和小说家,在商业和评论方面都是更成功的作家[212],直到伍尔夫去世后,她才被认为是更好的作家[213]。在一次试探性的开始后,她们开始了一段性关系,根据萨克维尔·韦斯特1926年8月17日写给丈夫的信,这段关系只进行了两次[214]。1925年至1928年期间,这段感情达到了顶峰,在20世纪30年代,更多的发展成了友谊[215],尽管伍尔夫也倾向于吹嘘自己与亲密圈内其他女性的婚外情,比如西比勒·科尔法克斯(Sibyl Colefax)和波里尼亚克伯爵夫人(Comtesse de Polignac)[216] 。这段亲密关系对两位作家来说都是卓有成效的,伍尔夫创作了三部小说,分别是《到灯塔去》(1927年)、《奥兰多》(Orlando,1928年)和《海浪》(The Waves,1931年),以及许多散文,包括《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夫人》("Mr. Bennett and Mrs,. Brown",1924年)[217]和《写给年轻诗人的信》("A Letter to a Young Poet",1932年)[218][212]。
这两组人最终闹翻了。1911年末,布鲁克迫使凯搬出不伦瑞克广场弗吉尼亚的房子,称其为“下流之家”("bawdy-house")。到1912年底,他强烈反对布鲁姆斯伯里。后来,她讽刺布鲁克,他的过早死亡导致了他的理想化,并对“我生命中那个阶段的新异教徒”表示遗憾。1918年凯与威廉·爱德华·阿诺德·福斯特(William Edward Arnold-Forster)结婚,弗吉尼亚深感失望,对她越来越挑剔。[245]
根据萨维奇博士的建议,弗吉尼亚在1910年、1912年和1913年,在特威克纳姆剑桥公园15号的伯利府(Burley House),由让•托马斯小姐(Miss Jean Thomas)经营的“一家为患有神经障碍的女性提供的私人疗养院”,度过了三个短暂的时期[259][260]。1910年2月底,她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萨维奇医生建议离开伦敦。6月,瓦妮莎租下了坎特伯雷郊外的“护城河之家”(Moat House),但没有任何改善,于是萨维奇医生(Dr. Savage)将她送到伯利进行“休息治疗”,包括部分隔离、文学剥夺(deprivation of literature)和强制喂食,六周后,她在康沃尔郡和多塞特郡进行秋季康复。
在她的余生中,反复患上抑郁症。1940年,许多因素似乎压倒了她。她的罗杰·弗莱传记于7月出版[269],然而受欢迎的程度令她感到失望。战争的恐怖使她沮丧,他们在伦敦的房子在9月和10月的伦敦大轰炸中被毁。伍尔夫于11月完成了《幕间》(Between the Acts,1941年去世后出版)[242],完成一部小说常常伴随着疲惫[270]。她的健康越来越受到关注,最终决定于1941年3月28日结束生命[260]。
现代学者,包括她的姨侄和传记作家昆汀·贝尔[274],都认为她的精神崩溃和随后反复发作的抑郁,受到了同母异父的兄弟乔治·达克沃斯和杰拉德·达克沃斯的性虐待的影响。伍尔夫在自传散文《过去的素描》(A Sketch of the Past)和《海德公园门22号》(22 Hyde Park Gate)中回忆了这一点。传记作者指出,当斯特拉于1897年去世时,没有制衡力量来控制乔治的捕食和夜间的徘徊。弗吉尼亚将他描述为她的初恋情人,“肯辛顿和贝尔格拉维亚的老太太们从来不知道乔治·达克沃斯不仅是那些可怜的斯蒂芬女孩的父亲、母亲、兄弟和姐妹,他还是她们的情人[275][1]。
弗吉尼亚本人暗示,她的疾病与她如何看待女性在社会中被压抑的地位有关,当她在《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中写道,如果莎士比亚有一个同样天才的妹妹,“她肯定会发疯,开枪自杀,或者在村外的某个偏僻小屋里结束自己的生命,一半是女巫,一半是巫师,令人恐惧和嘲笑”。这些灵感来源于伍尔夫所说的“疯狂熔岩”(lava of madness),在1930年写给埃塞尔·史密斯的信中,描述了她在伯利(Burley)的那段时光[1][279][280]:
在完成了她最后一部小说《幕间》(Between the Acts,1941,死后出版)的手稿后[242],伍尔夫陷入了一种类似于她之前经历过的抑郁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伦敦大轰炸期间,她在伦敦的住所被毁,而她关于已故朋友罗杰·弗莱的传记市场反响不佳[269],都使她的病情恶化,直到无法工作[288]。当伦纳德加入英国国民军时,弗吉尼亚表示反对。她坚持和平主义,批评丈夫所穿的“愚蠢的英国国民军制服”[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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