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棟的祖父惠周惕與父親惠士奇皆治《易经》，三世傳治，傳為一代佳話。惠棟早年隨其父至廣東提督學政任所，父親死後歸鄉里，教課寫書，終生不仕，“于经史诸子稗官野乘及七经毖纬之学，无不肄业”[1]。乾隆十四年，惠棟著手總結父祖經說及己治《易》心得，始撰《周易述》[2]。後入卢见曾幕府，協助刊刻《雅雨堂丛书》等著作。[3]乾隆十九年月，又与沈大成等参與补刻朱彝尊著《经义考》校勘工作。[4]沈大成回忆當時说：“萍踪偶邂逅，握手申前欢。兄居屋东上，余止舍西偏。因得共晨夕，相与典坟。”王昶當時也常请教于惠栋。[5]
惠棟本人集“吳派”經學之大成，其室有楹联：“五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被誉为“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6]。王昶说：“吴江沈君彤，长洲余君仲霖、朱君楷、江君声等先后羽翼之，流风所煽，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无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惠栋）发之。”[7]江藩《宋学渊源记》说：“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乾隆二十三年（1758）五月二十二日在苏州家中病逝。
惠棟公開打出漢學旗幟，與“宋學”對壘[8]，評《毛詩注疏》時說“宋儒之禍，甚於秦灰”，學沿顧炎武，主張治經學必須從古文字入手，重視古音訓詁，對漢儒易說搜輯鉤稽，不遺餘力，“凡古必真，凡漢必好”，正開一派學者求古而不問是非風氣，成為吳派經學的重要思想特徵，為考證而考證，致使其“餖飣煩瑣”，以致有“株守漢學”[9]、“嗜博泥古”[10]之譏。然详考其学术理路，则可知其本汉学有其理由。其言汉宋之争言曰：汉有经师，宋无经师，汉儒浅而有本，宋儒深而无本，有师与无师之异，浅者勿轻疑，深者勿轻信，此后学之责。（《九曜斋笔记》卷二），又有“汉人传《易》，各有源流，余尝撰《汉易学》七卷，其说略备。识得汉易源流，乃可用汉学解经。”（《九曜斋笔记》卷二），足见其尊汉在于认识到汉代学术源流不同，欲知其详，必全盘了解，不可以一种倾向为主。
著作有《古文尚書考》、《後漢書補註》、《九經古義》、《明堂大道錄》、《松文鈔》等。
- ^ 王赦：《墓志铭》
- ^ 阮元说：“国朝之治《周易》者，未有过于徵士惠栋者也。而其校刊雅雨堂李鼎祚《周易集解》与自著《周易述》，其改字多有似是而非者。盖经典相沿已久之本，无庸突为檀易，况师说之不同，他书之引用，未便据以久沿之本也。但当录其说于考证而已。”（《研经室一集》卷十一《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序》）
- ^ 《扬州画舫录》卷一○《虹桥录上·惠栋》记载：“惠栋……公重其品，延之为校《乾凿度》、《高氏战国策》、《郑氏易》、《郑司农集》、《尚书大传》、《李氏易传》、《匡谬正俗》、《封氏见闻记》、《唐摭言》、《文昌杂录》、《北梦琐言》、《感旧集》，辑《山左诗钞》诸书。”
- ^ 卢见曾《经义考》题记：“《经义考》全书告成，余既为之序，又编总目二卷……已刻一百六十七卷，其《宣讲》、《立学》、《家学》、《自序》三卷本缺，今补刻一百三十卷，卷帙浩繁，校对不易，从事诸君子各题名于每卷之后，而博征载籍，以正字画之讹者，钱塘陈授衣章、仪征江宾谷昱也。刻既成而核校之者，元和惠定宇栋、华亭沈学子大成也。其商略考订，兼综其事则祁门马嶰谷曰琯，半查曰璐云。乾隆乙亥七月望后三日德州卢见曾载识。”
- ^ 《春融堂集》卷三○《与惠定宇书》：“日者在广陵常侍履綦，得备闻绪论为幸。至所谕祢字当作祧字，窃按《公羊传》隐元年秋七月注，生称父，死称考，入庙称祢。疏祢示旁尔言虽可入庙，是神示，犹自最近于已故曰祢。又《诗》邶风‘饮饯于祢’，《毛传》云祢地名，《释文》云祢乃礼反，《韩诗》作坭音，同。《玉篇》云年礼反，父庙也。《广韵》云祖祢亦姓，出平原，魏有弥衡，亦作祢，奴礼切。又尧庙碑，祖祢所出，《隶释》云祢即祢字，历考诸书无谓作祧。读者惟《说文》无此字，仅见于徐铉新附字中，故《陈澔集》注云：读作祧字，然徐铉新附字注云祢，古文亦不作祧也。先生博学多闻，古训是式，必更有所据，惟幸垂示焉不宣。”
- ^ 《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惠先生栋传》
- ^ 《春融堂集》卷十五《惠定宇先生墓志铭》
- ^ 袁枚称“足下（惠栋）与吴门诸士厌宋儒空虚，故为汉学以矫之。”（《小仓山房文集》卷八《答惠定宇书》）
- ^ 王引之说：“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来书言之，足使株守汉学而不求是者，爽然自失。”（《王文简公文集》卷四，《与焦理堂先生书》）
- ^ 《四库提要》评惠栋，“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九，经部，春秋类。）
- 《惠氏宗谱》
- 李开：《惠栋评传》，1997年7月第1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