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15日9时,日本外相有田八郎与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在东京外務大臣官邸开始谈判。7月24日,双方签署了《有田—克莱琪协定》,规定:英国“完全承认”日本造成的“中国之实际局势”;承认日本在其占领区内享有“日本军队即有各项特殊需要,以保障其安全,并维护其所控制区域之公共秩序”;允诺“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之敌人之行动与因素”,英国“均无意加以赞助”。[1] [2][3]
1939年9月5日,英国宣布以两人为杀人犯、两人参加非法组织等罪名引渡蓝向隆等4人给日本宪兵队。被拘留在河北区大经路特别警察署。1939年9月28日,日本驻天津宪兵队、特高课与英租界法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警察展开联合大检举搜查逮捕行动,国民党军统华北区地下组织遭到彻底破坏,史称“九二八大搜捕”事件。
中国共产党于1939年7月29日发出《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认为协定是“放任侵略、纵容战争的又一罪恶”,“它不仅违背了英国歷次在国际会上对中国担保之义务,而且违背了英国人民的和平利益及人类的正义和公理”。“英国与日寇订立这一协定,则无异是赞助日本在中国的掳掠、屠杀、奸淫、侮辱和占领:无异赞助日本消灭我国的抗战力量”。
据《毛泽东年谱》,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认为的最困难的时候是1939年7月英国与日本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英国承认日本侵华为合法。毛泽东认为,在这种极端不利的国际形势下,国民党内部的投降派会占据上风,国民党本就动摇的抗日决心可能会直接崩溃。1939年下半年,中共把工作重心放在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对国方做了前所未有的各领域大规模示好,导致国方判断形势,阎锡山发动了晋西十二月事变的第一波反共高潮。1940年,新四军北上过江问题国共摩擦,最终酿成皖南事变第二波反共高潮。
- ^ 《新华日报》,1939年8月22日
- ^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第三编《战时外交》,台北1981年版,第二册,第104页。
- ^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英国皇家文书局 1955年版,第3辑第9卷,第194—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