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閥的成員多為日本國學的追随者,並多相信其為新秩序的創造者;大久保利通與西郷隆盛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另外還有木戶孝允、大隈重信、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人。
幕末的倒幕過程中薩摩・長州・土佐・肥前四藩藩士是倒幕派重要組成,因此在明治維新後,藩閥的成員大量擠身政府、內閣之中,形成藩閥政府或藩閥内閣。薩長土肥四藩中,土佐・肥前出身者較少,因此實際上權力核心是薩摩・長州出身者擔任,另一方面有許多技術官僚的肥前一度在8人参議中佔有4席,但政務仍由薩摩・長州藩閥控制。
1871年(明治4年)廢藩置縣後形成新官制,薩長土肥出身者独占大部分参議、各省大臣,形成藩閥政府。1873年岩倉使節團歸國後發動明治六年政變,奪取留守政府的權力。大久保利通奪得大權後,設置內務省,由自身以參議身份兼任,開啟「參議省卿兼任制」,即參議兼任各省卿,各省將接受參議的指導,該時期又被稱為有司專制,該措施有助於統整政府內部意見,增加政府效率與權力,但也受到在政爭中失敗的留守派批評。
隨後西鄉隆盛在1877年發動西南戰爭敗死,以及大久保利通在紀尾井坂之變被暗殺,導致薩摩閥的失勢,長州閥的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人獨占政府要職,直到1885年(明治18年)内閣制度成立後,薩摩系的中堅層崛起,薩摩・長州出身者常器控制內閣總理大臣一職。藩閥大多反對議会政治,他們與當時的民本主義、一君万民論的理想理論不相容,而成為自由民權運動批判對象,大正民主便打著「打破閥族・擁護憲政」的口號,在大正時期隨著民主思想傳入,逐漸打破藩閥控制政府的現象。
不過藩閥也在政府各部門,和政府與軍隊之間形成「有機聯繫」,從這個角度來看,有人指出,大正時代後,當從考試和培訓機構產生的官僚和軍事人員掌握部門時,有機聯繫被破壞,導致政府各部門之間的緊張態勢。
藩閥出身的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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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維新後太政官制中參議除了勝海舟外全部都是藩閥出身,由於在他之上的大臣,通常又沒有實質上的權力,因此參議時常是作為政府首腦的身分去指導政府的部門[1]。內閣制成立後,從1885年到1906年的1~11任內閣總理大臣皆是藩閥出身,直到1906年第12任的公家出身的西園寺公望才中段此現象,但西園寺立場仍是親藩閥,直到1918年原敬上台才讓藩閥影響力減弱。
內閣總理大臣外,明治時期79名閣員中,薩長土肥四藩出身有42人,超過一半,其中薩、長各有14人。[2]
藩閥出身的內閣總理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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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
在戰前有輔佐天皇、推薦首相的元老10人中,除西園寺公望都是薩、長出身者。
- 伊藤博文(長州藩)
- 黒田清隆(薩摩藩)
- 山縣有朋(長州藩)
- 松方正義(薩摩藩)
- 井上馨(長州藩)
戰前日本警察一直由薩摩閥控制,從1874到1901年間14任警察機構首長,包括第一任大警視川路利良,有12任是薩摩閥,另外兩位也來自土佐藩,完全由藩閥壟斷[3]。為了牽制警視廳的薩摩閥勢力,長州閥控制的陸軍創設憲兵。[4]然而在建立憲兵部隊的同時,警視廳設立了憲兵部,並為西南戰爭動員了警察加入憲兵,導致日後憲兵中有許多薩摩藩出身的人。[5]
明治時代的司法部門也深受藩閥影響,司法行政方面司法省的初代司法大臣山田顯義為長州藩出身,司法省幹部有一半是藩閥出身。裁判方面,作為最高審判機關的大審院,21位判事,有10位出身藩閥,約佔一半;各級裁判所的判事中,藩閥出身者也大約占1/4,這1/4藩閥出身的判事掌握司法部門的中枢,尤其在大審院、東京控訴裁判所、大阪控訴裁判所等主要的裁判所。[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