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体，指國家的形式(form of state)，不同於政體(form of government)[1]。國家的型態，依君主有無，可分為君主國，或共和國。
國體，作為法政概念，經近代德國移植至明治日本，再自明治日本移植至近代中國。[2]
語源學上，「國體」一詞可以散見在中國古籍。[3]日本加以繼受「國體」一詞，註為「クニカタ」。在日本的中古時期，出雲国造神賀詞中，首見「國體」一詞。[4] 江戶時代，國學學者發展一套建立日本文化自信的思想，即神國思想，掀起了與儒學家間的和漢國體爭論。[5] 國體爭論中，會澤正志齋在1825年的《新論》中將「國體」一詞闡述為日本「祭政一致」的國家形式。[2]
明治維新之際，日本法學界將德語的「國家型態」(Staatsform)，根據日本是天皇與神道教結合的「祭政一致」國體，結合日本自身的精神賦予新義，譯為國體。[6] 其後，日本法學界更進一步區分「國體」與「政體」。[2]加藤弘之在1874年的《國體新論》，區分了「國體」與「政體」，前者是國家的本質，後者是政府的形式。[7] 對日本法學影響甚鉅的穂積八束擴充了此種國體政體二元論。穗積認為，國體依主權歸屬，分成君主與共和；而政體依統治權行使方式，分專制與立憲。政體應時勢常變，而國體亙久不動。[8] 負責修訂明治憲法的伊藤博文等人深受此「國體憲法學」[6]影響，故在帝國憲法中使用此元素，希冀透過此部仿效德國的憲法維護日本國體。[9] 憲法通過之後，圍繞日本國體的爭論未因此停歇。美濃部達吉等法學家仍就國體等問題批判帝國憲法。[6]
國體在中國與清末民初的國體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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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隨著清廷企圖仿效日本建立現代君主立憲，「國體」概念也進入中國。
清末民初有數次國體爭論，包含預備立憲的國體爭論(1906-1911)、共和建立的國體爭論(1912-1914)、洪憲帝制的國體爭論(1915-1916)、張勳復辟的國體爭論(1917)與滿州國「日滿一體」的國體爭論(1932-1945)。[6] 伴隨一次又一次的國體爭論，「國體」概念在中國持續發展。在預備立憲時的國體爭論中，清廷試圖移植日本的君主立憲制度，但作為多民族國家的中國不像日本具有單一民族的特性，難以移植日本萬世一系概念來強化清廷的統治正當性。而此同時進入中國的「國體」概念，在此脈絡中剝去了日本國體論中「祭政一致」的神聖氛圍[6]，但與政體的區分仍不明顯。 共和肇建的國體爭論中，對於如何建立共和，時人展開爭論，如章士釗的《共和平議》。
對「國體」概念發展影響最鉅的是1915年的國體之爭。1915年，袁世凱企圖稱帝。袁的美籍憲法顧問古德诺(F.J.Goodnow)發表《共和與君主論》，建議中國改用君主制；而籌安會的楊度則發表《君宪救国论》附和。為反擊古德諾及楊度等人的主張，以梁啟超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為開端，梁啟超等人展開國體之爭，反對袁的君主制。梁啟超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中，國體是「天下重器也，可靜而不可動也」[10]，呼籲「只問政體，不問國體」[10]，區分了國體政體，更將國體區分為君主與共和。[10] 梁等國體論者在引入日本的國體概念的同時，仍舊保留國體較政體重要而不可輕變的特性。[2]
民國初年的國體問題圍繞著中國的憲政體制展開，直到1928年後國民黨在中國實行「一黨專政」。 在其革命史論述中，國民黨不斷地試圖將三民主義加入「國體」之中，如1936年的《五五憲草》及1947年的《中華民國憲法》皆強調中華民國是三民主義共和國，顯示國民黨試圖在國體上對國家本質做出解釋。[6]
共產中國的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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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到國體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將政體定義為「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
依國家元首的產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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