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1877年2月1日—1968年11月28日),原名懋恂,字师陶,男,湖南善化人,中国革命家和教育家。毛泽东和田汉等著名人士的老师。
1877年2月1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四都观音塘(今长沙县江背镇观音塘),4岁时,徐特立的母亲逝世,1885年,徐特立9岁,父亲决定让他去读书,虽然家徒四壁,最终父亲和哥哥还是用劳动的血汗钱为他缴纳了学费。[1]:10[2] 12岁时,徐特立的伯祖父逝世,父亲决定让他过继给伯祖母做孙子,9岁到15岁,徐特立读了6年书。[1]:10[2] 徐特立的6年私塾,主要学习了《四书五经》、明朝朱用纯的《治家格言》和明朝杨继盛的著作。[1]:10-11 1893年,伯祖母一病不起,徐特立也欠了债,于是他决定一边劳动,一边自学,伯祖父的书籍,包括医卜星象、算命类的书籍他都读了。[1]:11[2]
18岁时,徐特立决定做私塾先生对自己比较合适,就在五美山小塘湾设馆开学。[1]:11 徐特立白天在私塾教书,晚上去王砚秋的讲经馆去听课,2年后,徐特立的作文水平已经炉火纯青。[1]:11[2] 一次,徐特立去拜访长沙城的举人陈云峰,陈云峰告诫他“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并且推荐他去阅读清朝张之洞的《书目问答》和《輏轩语》,阅读完这两本书后,徐特立觉得自己以前读书的方法是错误的,漫无目的、杂乱无章,决心从头读书。[1]:13-14 徐特立用伯祖母的30石谷水田买了《十三经注疏》、《御批资治通鉴》、《读史方舆纪要》等书籍,时人称为“破产读书”。[1]:13-14[2]
1905年,徐特立28岁时,他10年的“破产读书”计划进行到了第8年,这时,清政府取消了八股文考试制度,取而代之的是考经义、历史、地理,地点是岳州,徐特立参加了这场3000多人的考试,名列第19名。[1]:14[2]1907年,徐特立看到将要灭亡的清朝[3],曾经当着去北京请愿代表,把右手食指用刀斩断,写血书以壮赴京请愿代表行色[4]。
1912年,徐特立受长沙县首任知县姜济寰之邀,创办长沙县立师范(今长沙师范学校的前身)。[3]1919年至1924年6月,42岁时徐特立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并考察了比利时和德国的教育。[3][5][6]1924年夏,徐特立回到长沙,创办长沙女子师范(1926年并入长沙县立师范),担任校长,同时兼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即稻田师范)校长;[3]
1927年夏,白色恐怖泛滥成灾,徐特立却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徐特立参加南昌起义,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第二十军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3]
1928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3]1930年末,回国赴江西根据地,后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任教育部副部长,苏维埃大学副校长。[3]1934年,参加长征。[3]
1937年,任中共中央驻湘代表、八路军高级参议,在湖南开展统战工作。1940年,徐特立在延安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他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创建时期任职时间最长的院长),时人把他和吴玉章、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誉为“延安五老”。[3]據曾在陝北和他一起生活過的人說,他六十歲之後,仍常常跳到大河裡游水數小時之久[7]。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特立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后因身体原因请辞[3][8]。1954年,中国史学会公布第一届理事会名单,郭沫若担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担任副主席,他担任理事[9][10][11]。史学会成立后,即着手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由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为总编辑委员[12][13]。
徐晚年仍關心重大事變,对大躍進、文革深表憂慮。1966年國慶上天安門時,他等候老友毛澤東,想提意見,但被突然出現的一群高呼萬歲的人隔開。徐此后身體日衰,難以外出[14]。1968年11月28日,徐特立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3]
徐特立的妻子叫熊立诚,11岁就来做了徐特立的童养媳,活了83岁,两人育有多个子女,大女儿徐守珍,大儿子徐笃本,小女儿徐陌青,小儿子徐厚本。[2]
1963年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生与徐特立
徐特立為人性格十分崛強和十分衝動。[15]读书方法主张“定量”和“有恒”,读书时必须做笔记和写眉批,“不动笔墨不读书”。
徐特立从事教育工作73年,创立了“群众本位”教育科学发展观;通过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实践,首倡教育、科研、经济“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他是发现教育具有“生产”属性的先驱;他的新道德教育和创造教育学说,为当代中国推行素质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主张教育“重在育”,教学“学为主”,并在科学教学法与学习方法等方面均有独到见解。
- 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很高,曾在给他的一封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去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16]
- 周恩来称他是“人民之光,我党之荣”。[2]
- 朱德称他为“当今一圣人”。[2]
- 《徐特立教育文选》
- 《徐特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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