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又称胥吏、吏胥、胥史[1]、胥钞、书吏、书办，古代掌理案卷、文书小官。
胥吏的制度起源于徭役，即所谓“签充吏役”。《新唐书·卷二十四·车服志》称：“胥吏、商贾之妻、老者乘苇軬车，兜笼舁以二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八熙宁六年十二月壬申条载：“时内自政府，外及监司诸州胥吏，皆赋以禄，谓之仓法。”
胥吏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的产物。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士族子弟终日清谈，政务全委诸于胥吏之手。隋代称一品至九品为流内，未入九品者称流外。随着时代演进，社会复杂化和行政繁琐化，胥吏在行政事务的角色扮演日渐重要，但是胥吏实际地位却不断下降。
唐朝以后，国家对地方基层社会的控制进一步增强，导致吏胥数目大量激增。唐玄宗时期中央和地方有胥吏35万之众，杜牧担任黄州刺史，发现黄州胥吏“公取于民”、“侵窃十倍”。胥吏弄权在晚唐成为普遍现象。北宋元祐年间胥吏总数约在44万左右。[2]《大学衍义补》卷九八《胥隶之役》下说：唐宋以后“上至朝廷，下至州县，每一职一司，官长不过数人，而胥吏不胜其众”。而且胥吏的专业更胜于官员。唐代赵匡在《选举议》说：士人读经书，诵疏文，不习政务，“及临人决事，取办胥吏之口而已”[3]。牟顾相曰“唐宋以来，……吏胥日横”[4]。
胥吏在宋朝待遇稍高，苏轼说“胥吏行文书，治刑狱、钱谷”[5]。叶适说：“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无小大，一听于法，虽杰异之能，不得自有所为……”[6]。叶适指出：“夫以官听吏，疲懦之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不免焉，何也？国家以法为本，以例为要。其官虽贵也，其人虽贤也，然而非法无决也，非例无行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举而归之吏。”[7]又说：士大夫“专从事于奔走进取，其簿书期会一切惟吏胥之听。……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出。”[8]
至清代，官员大都是科举出身，口口声声要“代圣人立言”，但日夜诵读都是没有实用价值的帖括制义，不习法律世务，入仕之初，“其通晓吏事者，十不一、二”[9]，至于“吏胥所习，钱谷簿书，皆当世之务”[10]。清人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七《论吏道》说：“夫以他州外郡之人，为来往无常之官，官一而吏百，又皆文采声华、不习民事之官；以之驾驭百十为群，熟悉风土，谙练事故，作奸犯科，无赖之吏，于此而能奏循绩焉，固较汉世难十百也。”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七引杨芸士之言：“……胥吏……，后世上自公卿，下至守令，总不能出此辈圈䙌。刑名簿书出其手，典故宪令出其手，甚至于兵枢政要，迟速进退，无不出其手。使一刻无此辈，则宰相亦束手矣。”胡林翼说：“《大清律》易遵，而例难尽悉。”，找寻律例就成为一门学问，时称“找签”，胥吏都谙熟例案，常可执例以压制长官。乾隆嘉庆年间，洪亮吉说，“今州县之大者，胥吏至千人”，是故清代胥吏之弊十分严重，“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士人目为异途，羞与为伍”，陆陇其说：“本朝大弊只三字，曰例、吏、利。”。
胥吏最后形成封建体系，“父以传子，兄以传弟”，道光年间，“银库书吏，大半皆系史姓。崇文门税务书吏，大半皆系张、王等姓，盘踞把持”。其祸害甚大。邵晋涵说：“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官拥虚声而已。三种人者，幕宾、书吏、长随。”汪辉祖说“官之为治，必不能离此三种人，而此三种人者，邪正相错”。沈起凤《谐铎·祭蠹文》说：“胥吏舞文，谓之衙蠹”，“借文字为护符，托词章以猎食，皆可谓之书蠹”。“彼，刀笔小吏，案牍穷年。窃尔生平之一字，辄舞文而弄权”。《狱中杂记》载：“都下老胥，家藏伪章，文书行下直省，多潜易之，增减要语，奉行者莫能辨也。”《钦颁州县事宜》在“防胥吏”一条里，列举数十种胥吏蒙骗主官的伎俩。清人有云：“一县之众从何处治起？先治书役而已。”[11]。汪辉祖认为“有功必录，不须抵过，有过必罚，不准议功。随罚随用，使之有以自效，知刑赏皆所自取而官无成心，则人人畏法急公，事无不办。”[12]
顾炎武认为：“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13]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常感到“事与心背，奈之何，奈之何！百凡经理，垂成中止，可惜，可恨！”[14]。清朝胥吏无官无品，社会身份微贱，极被看不起[15]，却拥有实际权力。朝廷经常限制胥吏的作用，对吏人差补、解试出职和停降都作了细致的规定[16]，但效果甚微。[17]。叶适称此一现象是“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18]冯桂芬说：“后世流品，莫贱于吏，至今日而等诸隶仆。”[19]李慈铭则称书吏是“黑衣下贱之流，而操天下之大柄”，又引时谚云：“堂官牛，司官鳅，书吏剔嫐不得休”，却不得不承认“京朝官多贫至不能自存，而吏人多积赀巨亿，衣食享用，拟于王者。”。
晚清官僚郭嵩焘曾有史论：“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20]胡林翼亦曾感叹：“六部之胥，无疑宰相之柄。”黄宗羲亦言：“天下有吏之法，无朝廷之法，”“诚使吏胥皆用士人，则……害可除矣。”[21]顾炎武说：“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22]
幕宾远比胥吏高级。胥余不属于胥吏，是胥吏以外，比“余胥”更低下，多是有罪之徒[23]。
顾炎武等人痛骂吏胥“行己若狗彘，噬人若虎狼”[24]。但胥吏自然不是全恶之徒。南宋有吏人之子割肝救父之事[25]。陈宏谋说吏胥“未必皆卑污苟贱之流，……本朝由吏员出身跻显秩者，亦复有之。至于身为吏役，为善种德，以致子孙贵盛者，更复不少”[26]。
有专家以为官、吏的政治制度从形式上看，类似现代议会政治制度的政治家与公务员[27]，或者是政务官与事务官之别。[28]
- ^ 《旧唐书》一百六《杨国忠传》：历、兼四十余官，事务“皆责成胥史”
- ^ 黄宽重：〈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历史研究》,2005,(4)：100～117.
- ^ 《通典》卷十七《选举五》。
- ^ 《清经世文编》卷二四《说吏胥》
- ^ 《苏东坡集·奏议集》卷二，元丰元年十月《上皇帝书》
- ^ 《水心别集》卷三《官法上》
- ^ 《水心别集》卷十五《上殿札子》
- ^ 叶适：《水心别集》卷十四
- ^ 《日知录集释》卷八《选补》。
- ^ 《清经世文编》卷三《思辨录论学》。
- ^ 徐栋：《牧令书》卷四
- ^ 汪辉祖：《学治臆说》
- ^ 《亭林文集·卷一·郡县论一》
- ^ 《启阁部李石麓诸公》
- ^ 钱大昕更说：“自明中叶以后，士大夫之于胥吏，以奴隶使之，盗贼待之。”（日知录集释》卷十七《通经为吏》集释引“钱氏云”）
- ^ 《庆元条法事类》卷五十二《公吏门》
- ^ 《清朝经世文编·卷24·吏政十》：载侯方域曾惊叹“天下之官冗，而吏胥日以伙，每县殆不止千人矣”
- ^ 叶适：《水心集》卷三
- ^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二《吏政七·省则例议》
- ^ 《清稗类钞》
- ^ 《明夷待访录·胥吏》
- ^ 《日知录》卷11
- ^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记“呈牍尹前。尹偶坠笔，目公拾之，公阳为不解，而止白所议公事。如此者三。公曰某所言者王事也，拾笔责在皂隶，非吏所任。”
- ^ 《清经世文编》卷二四《说吏胥》
- ^ 《明公书判清明集》卷十《人伦门·孝·割肝救父》
- ^ 陈宏谋《分发在官法戒录檄》，见《清经世文编》卷二四。
- ^ 傅谨：《六案孔目与技术官僚治国》，《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第1期。
- ^ 王雪华：《从吏胥制度看清代社会对新政治形态的诉求》，《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
- 《水心别集》卷十四《吏胥》
- 《明夷待访录·胥吏》
- 《驭吏论》，见《清经世文编》卷二四
- 宫崎市定：《清代的胥吏和幕友》
- 陈庆溎：《谏书稀庵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