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人類由漁獵採集時代演化到畜牧農耕時代，原先人們在漁獵時對於體力和反射神經的要求極高，但到了農牧時轉而開始重視起了管理、守望、互助合作。反映在宗教現實上，也由對於禽獸草木的力量萬物崇拜轉型到了對於祖先靈魂、英雄、智者的人形崇拜。
隨着人口數目的增加，上下之間的階層關係也益加嚴密。群體彼此間也會發生摩擦，這種各自為政，只有宗主的現象不利發展，於是出現共主。在上位者意欲領導統御眾民，在民智未開的西方，只有透過宗教是迅速而便捷的。為了自己在民眾之中的威信，自己或手下的依從者便會加上特別的傳說：或是誕生時有異象、或是天賦異稟、或者智勇過人。建立一般人對領導者的崇拜與信心。和西方不同的是，中國的皇帝並非真正意義上至高無上的「神」，而一定是「有德」的賢君，一旦「失德」就有被推翻的可能性。
晁福林認為，夏商兩代時，管理的國土或民眾已經擴大到包含許多不同的氏族與部落。君王本身所擁有的傳說顯然無法貼切的讓所有的人民都明白，君權神授的概念在此開始萌芽——我的權力是天地一切執掌者所賦予的。天是每個人都必定看得到的，又接觸不到的，而天意可經由「占卜」所顯示。這樣的概念一經釋放，便可以在群眾心中形成敬畏的心態。從甲骨文得知祖先神和自然神信仰在商朝盛行，他們相信先王和功臣死後會普遍成為鬼神並保護萬民。而在夏商兩代的原始多神教信仰下，並不存在一個至高無上的神，祭祀只針對祖先神和自然神；卜辭中的「帝（天）」也只是自然規律的一種體現，天帝雖然被經常貞問但從不被祭祀，其不食人間香火而通常並不直接干預人世間的事務，因此夏商兩代的最高統治者只稱「王」而尚無「天子」一稱。傳世文獻中對夏商兩代的「天子」描述則為後世所追敘，《商書》中的「天命」則為「祖宗之命（祖先神能捨棄人們的生命，也能保佑人們）」， 而並非後世概念中決定朝代興亡的「天命」。[14][15][16]
晁福林亦認為，周朝時王權相對於夏商兩代強化，便把夏商的原始多神教轉化為神道設教而為政治統治服務，開始出現了「天子」一稱（意為周王是天帝之子）。[17]周人拉近了原來被高懸一格、不食人間煙火的「帝」與人世的距離，周代的「帝」不僅「降懿德」，還能監視臣民的一言一行，以「帝」、「天」為主的神靈世界成為周代王權強有力的後盾，並確立了以「天命」為核心的統治觀。[15]周武王則開始設立專門的籍田祭祀天帝，以作為周代商合法性的由來。[18][19]在周人的文獻記載中，曾述及殷商是因敗德所致才被周室取代。《大誥》一篇中，更直接記載着周公論及周興商亡的始末，周公認為商失道而周室因明德獲得天命，而明德的首要條件乃是取得民意的支持。天子只是「受命於天」，上天神祇把天子賜給下界,而由天子去行使天命，在於其是否有合乎天意的德行，即所謂的「明德」，天子明德才不會失道。周室推行禮樂制度，強調長次有序，將人民原本的原始多神教信仰，轉化為一套天命思想。後世的皇權專制時代的最高統治者也一直沿用周人的君權神授理論下的「天子」名號。
在中國古代，不少思想家認為，天子只是「受命於天」，而非至高無上者，即使是人中之王，還是要受天命約束。倘天子「逆天而行」，如暴虐無道使百姓受苦，人民是有權推翻他的。如儒家的孟子就曾經說過：「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只有天子是受命於天，因此統治世上每個角落[20]:203。不只本土，周邊各民族也必須承認天子權威，受其冊封並向其朝貢；如有不從，就遭到無視，或視其為化外之民、蠻夷戎狄[20]:203。
- 「蔡邕《獨斷》，漢百戶小吏稱天子曰『大家』。晉曰『天』。唐人多曰『天家』，又雲『官』。今人曰『官家』，禁中又相語曰『官裏』。官家之義，蓋取『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三[2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