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英语：homicide，或称他杀）是人类个体或群体导致其他个体或群体死亡的行为。[1] 杀人行为可能是出于使他人死亡的意志而行动，亦可能为因意外、鲁莽或疏忽而导致他人死亡。[2] 在刑法上，杀人可以分为许多不同的类别，包括谋杀、过失杀人、自卫杀人、战争杀人、安乐死或死刑等等，具体取决于死亡的当时情况。 在人类社会中，这些杀人事件往往受到不同的对待；有些被视为犯罪，而另一些则是法律允许甚至要求的；例如死刑即是依据法院的判决而执行的“合法杀人”。
无论在何地，非法的杀人行为都是属于犯罪，除了将面临刑事处罚之外，也可能遭到被害人家属求偿。然而，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国家对于杀人行为的处罚却是大不相同：
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的刑事法律体系，杀人大致可分为“谋杀”与“误杀”两种罪行：
- 谋杀（murder），指行为人具有杀人意图，并将意图付诸实现造成他人死亡。通常又可再区分为：
- 蓄意／恶意谋杀（capital murder），指具备杀人的特定犯罪意图，部分国家将此种行为定为“一级谋杀罪”。
- 重罪谋杀（felony murder），指行为人企图实施重罪的过程中导致他人死亡，在学理上有所争议。
- 误杀（manslaughter），指行为人本身不具备杀人意图，而是在过失或鲁莽的情形下造成他人死亡。
即使做出事实上的杀人行为，在法律上还是可以提出确认抗辩的事由，以摆脱有罪的指控。这些抗辩事由包括自卫杀人、紧急避难、精神障碍和胁迫行为等等，只要能证明行为人非出于完全的自由意志而杀人，即得推翻原先成立犯罪的主张。
欧陆法系则以犯罪三阶论为基础，依行为人的主观意欲区分成“故意”或“过失”两种类型：
- 故意杀人（Totschlag），指行为人本身具有杀人的犯罪故意，并且实现该杀人行为。
- 过失致死（fahrlässige Tötung），指行为人并无杀人的犯罪故意，而是出于违反法律的注意义务导致他人死亡。
在犯罪三阶论的体系中，符合杀人罪（或过失致死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虽然侵害了他人的生命法益，但仍需检视其是否有法律上的正当事由；若无任何正当理由，其行为才具有违法性。常见的阻却违法事由包括依法令之行为、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难等等，例如法警依法执行死刑。
具备违法性的行为称作“不法行为”，但仍不构成犯罪；需行为人本身无任何宽恕罪责事由（或称阻却罪责事由），始具备有责性并成立犯罪。宽恕罪责事由包括精神障碍、责任能力或防卫过当等等。
根据世界各国刑事法典中的杀人处罚规范，除了一般的故意杀人／蓄意谋杀及过失致死／误杀等情形之外，尚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种态样：
由于儒家思想中存在着根深柢固的伦理孝道观念，弑亲被视作是极端大逆不道的行为，故受到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如中国大陆、港澳、韩国及台湾等等，其刑法皆认为弑亲的不法内涵远高于一般杀人罪行，而予以加重处罚。日本刑法原本也有针对弑亲行为加重处罚，不过在明治维新之后受到来自西方的法学概念与人权思潮的影响，最高裁判所已于战后宣告本罪违宪。
由于弑亲罪的本质隐含着对于同样行为（杀人）有着相异的评价，凸显出法律视不同生命有贵贱之分的意涵，而违反现代法学中相当重要的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思想，因此在以上国家一直都存在着违宪争议。
杀婴行为是指生母在产下婴儿的数日或数小时内，因为婴儿可能不是在正常的情况下诞生，例如遭性侵害、婚外情或是乱伦等因素，生母害怕受到社会责难而做出的杀人行为。由于这类情形生母多半是基于畏惧社会压力而犯法，法律认为这类案件中生母其情可悯，而特别给予的一种宽典，以减轻其杀人刑责。
在女性主义法学的观点中，则认为本罪是基于父权体系之下，对处于相对弱势的女性给与的一种恩惠，其本质仍不脱整体社会对于女性身体自主的蔑视与打压，才会屡屡发生类似案件，迫使法律必需做出看似宽贷的饶恕；因此这类罪名的存在，恐怕还是反应了社会中严重的性别不平等现象。
如果行为人基于情绪激愤、且为常人均难以避免的情形下杀人，由于系出于难以避免，因此过度的苛责并无意义，亦难以达到犯罪预防的效果，而对于此种类型的杀人行为予以减轻刑责。常见的例子包括目睹亲人遭侵害而动手杀人等情形。
一般而言杀人是指以积极的手段造成他人死亡的行为，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法律会课与行为人“阻止被害人死亡”的积极救援义务。当行为人违反这项义务、消极的放任被害人死时，就构成所谓的不作为犯，例外的被论以杀人罪。例如看见未成年子女溺水，却故意见死不救的父母亲等。
一般而言，杀人是指行为人透过亲自、直接或以间接支配的方式，造成的一人或数人死亡的单一事件。然而，在二战之后国际法对于系统性的、针对特定种族的，而且动用国家力量进行的大规模屠杀行为，则被视为“种族清洗”，其所面临的刑责则与普通杀人事件完全迥异。
